墨家如果在当下仍然自甘居于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地位，那只能说明我们几代人复兴墨学的工作，是彻底失败的。
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49列宁：《进一步、退两步》，载《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7页。
50具体的真理的说法将理论和具体联系在一起，其关键点在于准确理解真理和特殊性的关系。具体真理的提法在当时受到关注的一个契机是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从这里，他甚至提出了天民即下等人因为具备良知从而应该并且能够反抗所谓命运，即造命11的课题。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示一点，就是五•七指示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
63这里包含将经、理放在史和事内部来理解的思想方法，是一种以史抗经的唯物论。学哲学、用哲学不是停留于一般的文化普及或者哲学大众化，而是要最终服务于新世界的建设，这是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
以及Slavoj Zizek， Event：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 Concept， Melville House， 2014。如果以为哲学是先于实践的，即在开端处就是具备和完成了的，则如黑格尔所说，意识既见不到内容的展开和特殊化的过程，也见不到将诸差别加以准确规定并安排出期间固定关系的那个形式的发展形成过程。潘梓年曾热烈呼唤我们哲学的中国应该有中国化的哲学33，这里所谓中国化的哲学，就是新时代的哲学，这是站在今即现时代的角度所提出的哲学总结的要求。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充分把握住形势。
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1963年。无疑，共产党高度重视现实，但是现实并不是直观的结果。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94页。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哲学相对于表现在指导具体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技巧，更表现为在思想层面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体现在如下提法上：车靠人来管，人靠毛泽东思想来管。
引申一句，如果我们联想到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奴隶的深刻批判，或许也能有助于理解毛泽东何以那么重视鲁迅，乃至于以鲁迅的学生自居。27参见毛泽东在1957年3月19日、11月8日，以及1958年8月24日等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
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毛泽东要在工农商学兵这五业后面再加上一个思的提议上。44在实践的效果上，这就可能会引起斗争的扩大化，使得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在哲学上说属于量变的矛盾扩大化为以质变为基础的敌我矛盾。
但是，在六亿人口已经摆脱了奴隶相，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快速铺开的情境中，理论的地位就凸显出来，第二次飞跃的地位就凸显出来，因此，在1963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毛泽东就特别增加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提法。陈伯达、林彪等从天才论出发坚持让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要求，被毛泽东明确拒绝。对新生事物进行哲学总结，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意识。精神甚至获得了原子弹的比喻，并连贯成精神原子弹这样的说法。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62页。但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也同样是通过20世纪中国革命的淬炼而呈现出来的。
除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外，或许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取得更多的教益，从这里，能够进一步充实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解。而在一分为二派看来，则客观事物本身就是一分为二的，所以也当然就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认识，这就把质变、矛盾、斗争的逻辑贯彻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所有层次。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与反思50—70年代又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中枢。辩证法就是要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辩证法正是对应着事物的本来（毛泽东）。
而要实现这样的对接，必然需要这六亿人口都来接受辩证法，从这里，也就自然出来了工农兵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结果。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总之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最可丑的，六亿劳动人民才是具有无穷无尽的理论创造能力的，六亿人口才是决定因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进一步，提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斗私批修，革别人的命，也革自己的命，工农兵参与学术批判，等等。转引自雍涛：《〈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
哲学就是明白学，而不是抽象玄虚的教条，因此可以用，这一认识开启了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也影响了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促使他们转而深入农村和工厂去学习这一维度的加入，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静止状态，就其促进改变的能动性而言，这个貌似是唯心的维度，实际上具有了一种物质性，即它把现实转化为动态的，而所谓动态，指的就是在现实这个客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力量，从而现实也就具备了各种各样的转化的可能性，因此，对于现实的唯物主义把握的关键，就在于对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可能性的把握。
这一点，正表现在当时关于真理是具体的这一观点的讨论当中。5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⑩王艮：《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0页。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人的思想的革命化。
贫下中农，把阶级斗争作为学哲学的主课。33潘梓年：《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革命在这里所包含的意味是深长的，即一直延伸到五•七指示和人民公社计划当中所设想的工农商学兵融合为一的新世界。就始终强调工农兵群众是哲学的主人而言，这场运动是连续的。
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于历史的重视，并不是要回到历史，或者一般所说的历史化、历史哲学。无疑，共产党高度重视现实，但是现实并不是直观的结果。
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还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建设任务更困难。
2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37类似言论是毛泽东当时经常提及的，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83、289页。